茂名干部教育（选 摘）

2007年第3期 (总第154期)

《政府工作报告》的六大民生新亮点  《经济参考报》3月6日刊发“新华视点”记者专稿说，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及民生的内容占有相当大比例，六大新亮点引人注目。 新亮点一：从5200万到1.5亿，全国农村中小学生受益“全免”政策。 （报告引文）“今年，要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这将使农村1.5亿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 （对比回放）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西部地区实施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在实际执行中，共有5200万名学生受益。今年进而把这一政策扩大到全国。 新亮点二：从探索到全面推开，农村人也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低保。 （报告引文）“今年要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对比回放）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今年则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这一制度。 新亮点三：从40％到80％，农民将享有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 （报告引文）“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 （对比回放）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 新亮点四：从调整住房结构到更加重视廉租房建设，确保困难群众居有其所。 （报告引文）“加大财税等政策支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 （对比回放)与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今年在房地产调控中一个明显特点是，政府更加关心和帮助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 新亮点五：从研究到重点推进，农民工医疗保障受重视。 （报告引文）“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 （对比回放）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研究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办法。而今年，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被置于重点推进的位置。 新亮点六：从收费到免费，师范教育给贫困孩子多了一个光明选择。 （报告引文）“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建立相应的制度。” （对比回放）全国人大代表史宁中回忆说，“过去中国师范教育曾经不收费，我记得从大学扩招开始，师范生上学就交学费。这一举措意味着国家将重启师范免费教育制度。”

“关键是发展模式的公平正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3月3日报道，就在全国两会开幕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了一篇5000字的政论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 在这篇被看作是凝聚各方共识的文章里，国家总理首次将“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提，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公平正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词。 在此背景下，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周天勇说，公平正义最关键的是发展模式的公平。我们需要在发展的时候选择一种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创业的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所以，要实现公平正义，首先是要在公平和正义的发展模式的前提下，劳动者的劳动、创业等权利先得到保障，然后才可解决税收调节问题、财政的公共服务问题、社会保障等支出结构问题。 周天勇指出，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存在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比如，发展中国家一些政府贪大求洋，对外资优惠，对内资歧视。本土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导致外资分配多，国家分配多，资本分配多。劳动分配能力弱，社会就会不公平，这是扭曲的发展模式导致的。 还有一种是关系没有处理好。要处理好发展大企业和发展中小企业的关系，要处理好创新与创业的关系。创新是增强国家竞争力，是强国；创业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是富民。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和管理与老百姓创业就业的关系。要处理好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保护、调动人民群众创业就业的活力的关系。 再有就是的确存在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比如从中小企业收费罚款太多，也代表对经济的管制思想有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执法司法要与利益分离。这是实现正义与公平的一个原则。城管、消防、质检、交通运输管理等行政机构商业化问题，行政就是行政，财政需要养起来，不能收钱。

构建和谐社会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进行 王金柱在《南方论丛》2006年第4期撰文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围绕发展来展开。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我国经济长时期保持了较快速度增长，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起点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人均增长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完全相适应，经济社会中的多种不和谐因素，仍然是发展不充分带来的，也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的。集中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是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基础，是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中国新社会阶层有八大特征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2月13日报道，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近日分析说，我国目前新社会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相关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他们涉及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他们不但与国内各阶层、各方面有密切接触，而且与国外组织和个人有广泛联系。新社会阶层有如下八大特征： 1、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分离出来的。 2、他们中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 3、他们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 4、该阶层聚集了中国大部分高收入者。 5、职业和身份具有较大不稳定性。 6、他们的政治诉求逐步增强。 7、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中共人士。 8、新社会阶层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发展了，为何问题反而多 《理论前沿》2007年第3期刊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的文章说，改革开放28年，成绩那么大，但为什么矛盾和问题又会那么多呢？我认为，这就要辩证地看问题。邓小平同志20世纪90年代初就讲过，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了的问题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发展了，问题反而多了，不发展，问题没那么多。发展起来，问题反而多了，这就是辩证法。道理很简单，“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没有发展起来，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吃不上饭，吃不好饭。虽然穷，但大家都穷。你大学毕业四十多块钱，我大学毕业也是四十多块钱，你干到老，八级工，我干到老，也差不多。因此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并不是那么多，“穷”就是最大的问题了。现在发展起来了，大家吃好了，吃肉、吃鱼。什么脂肪肝，什么高血压，什么血脂高，恐怕都有了。很瘦的人，一查，恐怕也有脂肪肝。发展起来了，生活好了，反而毛病多了。同样，今天发展得快，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也多，这叫做“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好中的问题、主流中的支流、阳光下的阴暗面越来越凸现。比如，贫困问题，改革28年，贫困率从31％下降到1．8％，贫困人口绝对数很少了，但贫困问题却突出了。原因是富者越富，贫者就突出了。 邓小平同志还有一句话，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难。辩证法就是如此。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尽管是发展中的，但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使已经取得的成绩丧失掉。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 本文是余秋雨2月6日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演讲的节选。 第一，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 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看上去是政治思维，实际上还是文化思维。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文化心理。比哥伦布探险早60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 中华文化的不远征思维又与内耗思维连在一起。因此我曾在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上说，中华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中国人有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直没有怎么对不起外国人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这样。 第二，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 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冬天的“极端”是春天，夏天的“极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热都极端不了。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但那是过场戏，长不了，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这正像我在中东某地时的一个感受，在那里，和谈是过场戏，正剧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不仅会破坏别种文明，对自身的损害也是极大的，尤其是变成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性更大。 第三，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 我考察了世界上很多地区，深知现在地球上有秩序的地方不多，而无序的地方却很多。 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才，而且这种管理人才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 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般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每三年在全国各地选拔一批为数不少的管理人才，把面积很大的国土有效管理起来了。 （摘自2007年2月9日《解放日报》）

重视学习有办法，指导实践出成效 ——茂港区科级党委（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经验 中共茂港区委组织部   中共茂港区委宣传部 2006年，我区各科级单位党委（党组）中心组按照中央、省和市委的部署，紧密联系本单位工作实际，把理论学习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完善学习制度，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习内容，自觉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效。 一、领导重视，率先垂范 领导重视，是搞好理论学习的根本保证。我区大部分单位“一把手”重视理论学习，以身作则，把学习真正落到实处。 1、担负责任，督促学习。我区大部分单位领导都重视理论学习，能够从事关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事关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事关我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中心组学习的重要性，把加强理论学习作为领导干部的一种政治责任和精神追求，不断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如区纪委监察局、统计局、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公安分局和沙院镇等单位的主要领导，不但审定学习计划，主持学习会，坚持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文章，而且亲自检查各中心组成员的学习情况，督促各中心组成员的学习。 2、组长带头，履行职责。如区委组织部、区委政法委、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单位的一把手都是区委学习中心组的成员，他们同样重视本单位中心组的理论学习，担任本单位学习中心组的组长，带头学习、带头发言，并在上级有关报刊发表理论文章，发挥表率作用。 二、完善制度，创新方法 1、完善制度。完善的制度是搞好理论学习的基础。我区理论学习搞得比较好的科级党委（党组）中心组，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习机制，他们运用一套相对健全和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规范领导干部的学习，不断增强他们的学习自觉性。 （1）建立健全中心组学习的组织、考勤、督学等制度。如区财政局、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公路局、地税局、工商分局、一中等单位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学习制度，从学习管理、学习考核、学习档案管理、笔记撰写、考勤、自学、补课、交流和调研等方面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习制度。 （2）规范学习资料的管理。如沙院镇、区公安分局等单位把各个中心组成员的学习资料分开归档，做到一人一档。 （3）及时订阅相关的学习资料。大部分单位中心组能按照区委的学习安排，保证中心组学习的经费，及时购买《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文件资料汇编》和相关的理论学习资料，为理论学习提供保障。 2、创新形式。学习的方式方法直接影响着学习的成效。我区部分单位中心组能在学习的形式与方法上有所突破。 （1）集中学习形式多样。如区人民法院、卫生局、小良镇等单位在中心组集中学习时相互启发和民主讨论，在学习中互动，在交流中学习,努力提高每个成员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区委办公室、区府办公室、水务局、地税局、农业局、高地街道等单位充分利用网络、电视专题报道、教育录像片等载体鲜活、快捷、方便的优势，不断探索增强理论学习的趣味性和针对性。区国税局等单位举办中心组理论学习辅导报告会，请市委党校教授讲课，提高了理论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使中心组的理论学习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部分单位组织中心组成员走出去学习，参加相关的理论研讨活动和各种培训班，为领导干部接受新理论、新知识和新信息构筑有效的学习平台。区国土分局、一中等单位开展演讲比赛，提高中心组成员的学习积极性，营造理论学习的良好氛围。 （3）结合单位实际，适当扩大中心组学习的参与范围。如区民政局、国税局等单位把股级干部纳入中心组学习的范围，既提高了中心组成员的学习积极性，又有效地带动了普通干部的学习。 三、系统学习，突出重点 大部分单位中心组的理论学习能根据自身实际，做到既有全面性、系统性，又有针对性，在抓好重点内容、重点专题学习的基础上，把理论学习与创建学习型单位相结合，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1、结合重大理论热点进行学习。如区人大办公室、卫生局、审计局等单位把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学习的重点，组织中心组成员进行重点学习。 2、结合形势变化进行学习。许多中心组能根据形势变化，相应调整和充实学习内容，使学习能与时俱进。如区公安分局等单位在学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专题时，围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重点、热点问题，加强学习研讨的针对性；区农业局等单位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调研、学习，对我区新农村建设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3、结合重大活动来加强学习。区教育局、邮政局等单位把中心组学习与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排头兵实践活动和纪律教育学习活动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区公用事业管理处等单位结合“学八荣明八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主题教育活动开展学习，不断提高干部的道德修养。坡心镇等单位针对机关干部各种不稳定的思想，抓住“思想疑点”学，统一了广大干部的思想，使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搞好乡镇建设的工作。 4、丰富学习内容。部分中心组在确保本年度理论专题学习的同时，能结合本职工作涉猎各种知识，拓宽理论视野，增强融会贯通能力。如区纪委监察局等单位要求各中心组成员广泛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理论素养。 四、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我区大部分单位中心组能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联系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实际来开展学习，把中心组理论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不断寻求理论指导实践的新途径，进一步增强工作能力，提高办事效率，促进工作上新台阶。 1、提高了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通过学习，我区各科级单位党委（党组）中心组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写出一批有水平的理论文章或调研报告，部分单位中心组成员的文章还在省、市级报刊发表。 2、转变了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在学习中，我区各科级单位党委（党组）中心组注意运用理论指导工作，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把学习成果转变为指导工作的科学思维方法，转化为切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工作思路。部分单位中心组能通过理论学习认真查找在思想观念、精神状态、工作思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转变机关作风。 3、提高了领导水平和决策水平。我区各科级单位党委（党组）中心组能够围绕本部门的实际问题组织调研，开展专题研讨活动，促进领导水平和决策水平的提高。如羊角镇、区经济贸易局、司法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规划分局等单位结合本职工作开展学习和调研，推动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

邓小平的三次批示和答复 1978年底，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在大会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论述。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胡平回忆说，报告在党内高层传阅时，有人建议把此句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队伍”，邓小平听了汇报后，只说了10个字：“这处意见一个字不能改。” 后来出任国家副总理的李岚清当时受命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资事宜，美方提出合资经营（jointventure）概念，“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李岚清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他当即将谈判做成简报，上报给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都在报告上简单地画了个圈，意思是“看到了”，但是态度是没有的，只有邓小平批了几个字，“我看合资也可以谈嘛。”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当时，关于特区的争议如火如荼，有人报告中央，在深圳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共产党的，其他都已经变色了。在考察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一路上不讲话，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到蛇口工业区时，袁庚汇报说，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在那时，这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明显带有铜臭气的口号。袁庚当场“将军”，自然希望老人家给一个明确的肯定。然而，邓小平眉毛一动，欲言又止。机灵的袁庚只好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 此言一出，全场大笑。主政深圳的梁湘一路陪同，总是希望邓小平给予一个肯定的意见，邓对他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 邓小平在深圳的表现，可谓意味深长，他用行动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态度，却又在言辞上留下空白，给不同意见者留足了面子。              （摘自《经济观察报》第2期 作者：吴晓波）

一个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瞭望东方周刊》第9期刊登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刘春秀的回忆文章，介绍了邓小平同志时刻关心人民疾苦的崇高品格。邓小平说过：“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一个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如果那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所抛弃”。 正由于邓小平十分明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的重要，因此他对于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的来信非常重视。他处理每一封信都认真及时、干脆利索，几乎没有超过一星期的，多数是随来随批，只有那些非经过深入调查不可的，才迟延一些时候。他说，“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 1959年有两位同志反映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温泉乡由于天灾人祸，人员死亡、逃亡和患病者近半数，成羊和羔羊死亡也不少。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乡的少数干部竟不闻不问。情况反映到省里后，省委只当作一般问题加以处理，未引起重视。写信人要求中央派检查组去。 邓小平批示：“青海省委要严肃处理这一问题，不好的干部必须撤职，违法违纪且有民愤的，应该法办。”后来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依法撤销了那个乡的乡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1962年11月20日，阜新海州矿某同志来信，反映当地盗窃严重，由于当地公安局的局长袒护犯罪者，致使盗贼胆大包天，光天化日之下盗窃变压器、高压线。邓小平接到来信后，命煤炭部部长钟子云派人调查。经调查阜新矿盗窃情况确实严重。在煤炭部和有关部门的严厉打击下，终于刹住了这股歪风。 1977年某单位的30余名群众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对于某一压制群众、不够资格的领导干部选入新的党中央的意见，邓小平8月22日当即批示：“我看不宜选入新的中委。尊重民意。” 1978年3月15日河北大学一同志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有些军队的干部，将只有小学程度的子女和家属送到大学旁听、代培。而这些子女、家属不遵守学校纪律，迟到早退，生活特殊，致使学校无法管理。建议各校已招的旁听生和代培生、代训生一律退回，今后不再招收这样的学生。邓小平3月17日批示：“这些意见很重要，请教育部查一下，并为国务院写一个通知报批。”在邓小平的严抓下，这种不正之风得到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