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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加强垂直管理引起关注
《瞭望新闻周刊》第46期刊登专稿说，在我国政府现行的管理体制中，从较早的海关、税务、工商，再到质量监督、国土等一些重要的行政部门，都已经从地方政府序列退出，改为中央或省以下垂直管理。而一直被呼吁“垂直”的对象，至少还包括审计、环保等部门。垂直管理最直接的目标，是力求破除地方保护，维护中央政令畅通。此文刊登后，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对此，《中国青年报》11月20日刊登记者调查显示，85.9%的人支持中央政府加强垂直管理，破除地方保护。《瞭望新闻周刊》第47期则刊登连续报道，对该不该收回重要部门权力实行垂直管理，以及垂直管理的利弊，作了深入剖析。现将两种不同观点摘录如下。
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中央收回重要行政部门权力是英明果断的决策，是治乱的良策，至少在目前是势在必行的，政出多头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他们指出，现行的双重领导有的已变为地方直管，人事、办公费用都由地方开支，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干什么都要请示当地政府，有时还充当地方政府非法利益的马前卒。看到当地头头腐败不敢管，甚至参与腐败。只是,在权力上收的过程中，必须杜绝部门利益考虑，如果仅仅为了加强部门的权力，可能会事与愿违。
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意见认为，中央收回重要部门权力弊大于利。他们指出，当年放权给地方也是一项重要的改革，现在又要收权。放了收、收了放，难道只有在原地转圈圈的选择吗?他们认为，只要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滥用权力的问题就会存在。还有人担心，垂直管理部门的一把手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地方管不了他，上级又不能天天盯着他，因此更容易产生腐败。
成果远超预期
“入世前，WTO对于中国而言是深海，不知道其中的暗流和漩涡在哪里。”“现在很庆幸，当时决策者鼓足勇气跳海了。结果是越游本领越大、底气越足。”5年后，回头看入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利弊得失，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接受采访时称，“当时在判断形势的时候还是有局限性。这5年以后的形势确实是中国人没有想到，世界也没有想到。”
加入WTO是历史性进步。薄熙来用统计数据作为论据：入世第一年对外贸易增长1000亿美元，第二年增长2000亿美元，之后的三年每年增长3000亿美元；5年年均增长达到了29%；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世界排名已从加入之初的世界第七位攀升到世界第三。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000亿美元，至2005年已经猛增到1.4万亿美元；2001年中国出口产品占世界的份额是3.9%，到2005年，已经占据7.5%份额。
薄熙来提醒观察者们注意：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绝不是只有服装、纺织、箱包、玩具等轻工产品和食品。事实上，中国的机电产品已遍布世界，电子产品越来越多地摆在欧美的高档商场上，包括中国自主品牌。机电产品占整个出口的比重，从2001年的44%提高到了现在的56%，高新技术产业则从17.5%提高到现在的28.6%。
而入世时，中方谈判代表据理力争的、最令人担忧的部分行业和领域，5年后是否受到了“冲击”?薄认为，结果超出了国人的预期。因为，这些行业不但没有垮，还取得了历史性、跨越性的进步。
如汽车产量在2001年是234万辆，现为574万辆，出口量年增58%；钢铁出口年增长率达到55%；电子信息产品年出品增长率为37%等。
相对于经济数据上显示的繁荣，薄熙来更看重入世带给中国经济体制，乃至社会体制的深层改革。
他认为，入世后，中国进行了一场从未有过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创新的初始压力是需要履行入世承诺，但却和中国内在发展经济的改革要求结合起来了。
(摘自12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好”“快”两字之调意义深远
《新华每日电讯》12月11日刊登“新华时评”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又好又快发展”，这与过去“又快又好发展”的提法有所改变。“好”与“快”两字之调意义深远，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一大转变，即由过去更多地强调发展的速度，转为更注重发展的效益，增长的质量，实现科学发展。“好”字当头，又好又快，不仅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一大亮点，也将是今后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路。
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切实需要看，好比快更重要。我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既创造了惊世的业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既有发展中难以避免的因素，也与我们在既往的发展中较多强调“快”，而常常忽视“好”有很大关系，不下大力气解决，既是中国经济现实的危害，更是长远的隐忧，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及时实现经济发展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转变，下大气力清除制约经济发展的种种“路障”，才能保障中国经济的列车又稳又快地奔驰向前。
和谐社会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吗
在讨论和谐社会的时候，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在搞“阶级斗争熄灭论”?邓伟志在《社会观察》第12期上撰文指出，应当说，这是一顶不算太小的政治帽子。
“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伯恩斯坦等人提出来的。当年，在无产阶级刚刚从自在走向自为，对资产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伯恩斯坦主张劳资合作，抹煞阶级矛盾，是企图把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无疑是错误的。
可是，真理是具体的。这就像关窗户，在台风裹着暴雨袭来的时候，关窗是对的；反之，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关窗就是不让新鲜空气进来，那便是不对的。同样的道理，在你死我活的对立阶级基本消失以后，还要大喊阶级斗争，那就是人为制造斗争，乱了自己。
文章说，和谐社会决不是“无冲突社会”。在和谐社会中，既会有经济冲突，也会有文化冲突。有些冲突原本是可以避免，只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所酿成的。十多年来，群体性事件无论是从起数看，还是从人数上讲，其增幅都快于GDP。这是值得正视的。
至于说今天还有没有阶级矛盾呢?一般说是没有的。可是如果分配严重不公，“按资分配”比重过大，“按劳分配”比重过小，那也是占有他人劳动，占有剩余价值，这就是剥削。剥削也会引发对抗性矛盾，但这是局部的，不成气候的，是个体行为，不是阶级行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矛盾便能化解。说今天没有阶级斗争，不等于就没有阶层矛盾。新阶层与老阶层会有矛盾，新阶层与新阶层之间也会有矛盾。今天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过大，贫富差距过大，就是阶层矛盾的反映和表现。
陈毅面对部下的怨气
1949年9月的一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由于住房十分紧张，他主动从装修豪华的北京饭店搬出来，把房子让给了傅作义将军，自己则住进了陈旧的小平房。同时他还代表上海市，赠给傅作义两辆名牌小汽车。
这件事在上海的部队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人心里不服，议论纷纷，说什么“对这些大战犯，不杀就便宜他们了，凭什么还让房子、送汽车给他们?”
陈毅听到后，虽然十分生气，但还是很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说：“同志们，我的老兄老弟们，你们的情绪我理解，但要我陈毅怎么讲你们才懂嘛!我陈毅住不住北京饭店，对我都没啥子影响，我照样正常开会，照样还是上海市长!但是让给傅先生住，意义就不一样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傅先生到电台讲了半小时话，长沙那边就起义两个军，为我军减少了多少伤亡?他的贡献恐怕不只几部小汽车喽!让傅先生住北京饭店，有了小汽车，他就会感受到我们党和政府的温暖，知道共产党是真心要交朋友的。”说到激动处，他用指节“咚咚咚”地敲着桌子：“我把北京饭店都让给你们也可以嘛，再送你们10部小汽车。但是，你们扪心自问，谁有本事起义两个军呢?”
大家挨了“熊”，不但心里没有怨气，反而很服气，说：“陈老总讲得有理!”
(摘自《文史春秋》第8期 作者 桔花)
任仲夷的肺腑之言
于幼军(现任山西省省长)在《炎黄春秋》第12期上撰文回忆他的良师益友——任仲夷。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与另一理论工作者合作撰写《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一册）。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突变。记得那天晚上，在任老家里聊起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谈到苏东剧变的原因，我对任老说：这是苏东各党长期以教条主义和保守僵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后期又在强大内外压力下惊慌失措地抛弃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惩罚!
任老听后指出：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苏东剧变，内因当然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除了你说的这些，还有一点是起关键作用的，那就是斯大林、赫鲁晓夫直至勃列日涅夫等所推行的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高度集权、甚至个人专制独裁的那一套，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的货色，是比资本主义还不如、还落后的东西，以此来抵制资本主义的包围进攻，当然会败下阵来。正如列宁所言，社会主义只有不仅赢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真实的民主制度，才能在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这对于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我国来讲尤为重要。汲取苏东教训，我们必须把肃清封建专制思想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始终摆在重要位置，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任老鼓励我把《社会主义四百年》继续写下去，把苏东剧变的前因后果进一步研究清楚。同时，他还提醒我：历史的发展是波澜起伏、螺旋式前进的。社会主义事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他指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要充满信心，又不能盲目乐观；对改革开放的进展成就既要估计充分，也不能估计过高。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现在这套体制基本定型，起码还需要二三十年的努力，至于建成社会主义，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任老非常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引用小平同志的话：“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是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1994年8月，我被任命为广东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上任前，我登门拜访任老。
老人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说：“好哦!这下你又干回老本行了。我送你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想当年我到东山区当书记时，任老不太赞同我“夹着尾巴做人”的想法，特意叮嘱我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敢想敢干。这次，老人为什么却要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见我有点不解，任老接着说：“此一时、彼一时嘛!当年你到东山区当书记，主政一方，缺乏从政经验，有点底气不足，所以需要给你鼓鼓劲、壮壮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在基层摸打滚爬多年，底气足了，经验多了。这是其一。其二，当宣传部长、搞意识形态工作，这跟搞经济建设不太一样。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敏感性强，一定要谨慎小心。要当好‘变压器’，善于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广东的省情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不仅要有气魄、有胆略，更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老人的话，句句敲到点子上。多么难得的良师益友，多么宝贵的肺腑之言!
苏共思想教育失策值得深思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按照其“不应吝惜钱财、时间和其他手段”的指示，大规模印刷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的著作，对青年一代实行政治思想工作。此类著作出版得实在太多了。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的1986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印刷和发行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报告：该委员会及苏联出版社系统中，仍积压着1969年—1983年间出版的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著作共221部、321.9万余册。此外还有127.6万册苏共纲领；1049种、75.69万册用各民族文字出版的苏共领导人著作；70万幅勃列日涅夫标准像；大量带有已故领导人画像的宣传画和画册。该报告请示“售出这些出版物看来已不可能。上述出版物将统统作废纸处理。”苏共中央无奈同意了这份报告。
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苏共中央还在全苏增办了400多种新报纸、113种新杂志。其中绝大多数是政治宣传性报刊。
苏共全力打造意识形态，尤其突出宣传勃列日涅夫但遭受冷落的境况说明，意识形态应是和风细雨的，而不宜用疾风暴雨般的形式。现实是，苏联百姓已普遍信仰宗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不无忧虑地向苏共中央报告“对大学生来说，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与党格格不入的状况却是共同的。党对他们来说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大学生们认为：“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
苏联剧变前，凸显出来的是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识滑坡，深层地分析，实际上反映了苏共自身的问题，是苏共自身的僵化、蜕变问题。这段历史，确有值得深思之处。
(摘自10月30日《学习时报》作者 叶书宗 原载《探索与争鸣》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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