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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的启示
徐中远
毛泽东同志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酷爱读书，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一生读过数万册的书刊。毛泽东逝世以后，我们将他生前读过的书和他老人家住地的存书进行了登记和统计，合计书刊有近10万册。这还没有把在革命战争年代遗失了的藏书计算在内。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活，我们有以下两点启示。
读书要下苦功夫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会议上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毛泽东同志一生与书为伴，以此为乐，孜孜不倦。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建设时期亦如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他老人家躺在病床上，甚至在生命进入抢救状态的时候，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读书学习。
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患有老年性白内障。1975年7月下旬，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照下，医生给他做了眼科手术。手术之后，眼睛一时不能看书，他就让工作人员为他读书。一周后，医生摘掉蒙在他眼睛上的纱布，一只眼睛能看清楚东西了。他借助刚刚治好的那只眼睛，不停地读书。这时候他虽然能自己看书，但由于身体过于虚弱，两手已经没有举书的力量了。为了满足他读书的需要，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帮他举着书。为了保护他刚刚治愈的一只眼睛，医生嘱咐他不要看书过多，不要使眼睛太疲劳。可是，他不顾医生的劝告，还是读个不停。有一次，他病情加重，发烧到39°C，还要看书。医务人员曾给他规定每天只能看15—30分钟的文件或书，而实际上他每天看书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这个规定。1975年8月，也就是他老人家做完眼科手术不久，他就用颤抖的手在新印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二十四史》许多册的封面上画了红圈，在书中画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用铅笔亲自写了“1975.8再阅”。在《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五分册的封面上还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原来他要工作人员给他读本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鲁迅在本文中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毛病的人和文艺作品。他对鲁迅的这种见解很赞同，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内容时，他高兴得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
1976年9月初，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7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了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质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三木武夫是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重的毛泽东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当把书找来时，他略微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
1939年他老人家46岁的时候曾说过：“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日。”毛泽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直到1976年病危的时候，也没有中止读书。他最后读书的时间，根据当年有关的记录是1976年9月8日晨，也就是在他老人家临终前一天的5时50分，是在全身布满多种监护抢救器械的情况下读的，读了7分钟。毛泽东辞世离开人间的那一刻，也就是他老人家读书生活结束的时刻。毛泽东同志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读书要“挤”和“钻”
工作忙，没时间读书；看不懂，没有兴趣读书。这是不能坚持读书和不爱读书人常常说的两个理由。
早在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针对这两个问题就说过：“没有功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的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个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毛泽东指出这种情形的确存在，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忙可以“挤”，这是一个办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不是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让步，所以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从前人称“校对”为“校仇”，校对确实很难，非似仇人对之是不胜所为的。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的进攻它，对于仇人我们是不讲感情的。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要求我们的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实际上他自己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在戎马倥偬的年代中，战斗紧张时，毛泽东同志就充分利用行军、休整的间隙读书。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有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毛泽东同志带领一支队伍离开茨坪，到了五斗江。原地休息时，他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翻开手上拿的书，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天气多变，一会下起毛毛细雨，战士们都戴上了斗笠，但毛泽东同志仍在入神地看书。直到司务长给他戴斗笠时，他才感觉到并把书收了起来。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学习动员会。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上讲话时号召大家：“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了解和深入”。1947年12月，中央在延安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勉励同志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学习时间，还不要紧，没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掌握马列主义了吗?!”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自己带头这样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书大部分被运到黄河东岸。由于转战陕北的途中还要学习，他又亲自开列书单，把一部分马列的书和哲学、军事著作从河东运回。这部分书多是他经常翻阅的。例如，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论》、列宁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是1932年红军打福建漳州时收集到的。长征途中，他分外珍惜这些书，一直带在身边，患病时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从这以后，部队转移到哪里，他就把这些书带到哪里。只要一有空隙，他就争分夺秒地读起来。
说到毛泽东同志在转战陕北的行军路上手不释卷读书的事，有这么一段至今还在陕北人民中传颂的小故事。那是1947年的夏天，在沙家店战斗中的一次非常艰难的行军途中，天气很热，又缺少水喝。当部队来到几棵树下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刚坐下，就笑着对身边的战士们说：“这里好，这里是‘山路风来草木香’啊!”战士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就问道：“主席，这话怎么讲?”他高兴地把宋代诗人辛弃疾的词句讲解了一遍，又简单地介绍了辛弃疾的一些事迹。然后，他挥挥手中的书，说：“光学打枪还不行，还要努力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的道理。学了文化，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人就聪明了”。他拍着战士的肩膀说：“勤学习，多看书，眼界就宽了。看看世界多么大，才懂得自己多么小。”一席话，使战士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平时，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老人家看起书来，常常忘了吃饭。多少年来，他习惯一天只吃两顿饭，特别忙的时候，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每次吃饭，总要身边的同志多次提醒，常常是饭菜端放在面前，还放不下手头正在读的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出国访问、去外地开会或视察工作的途中，也是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来学习。外出前，他常常自己挑选要带的书。有时实在忙得没有时间，就亲自告诉工作人员或亲手开个书单，一带就是几箱子书。1949年出访苏联前夕，他亲手挑选了几本马列著作、唐诗宋词、名人字画、中国和世界地图、鲁迅的著作以及有关苏联政治、经济的书籍。在赴莫斯科的途中，他除了批阅文件和有关的同志谈沿途各地历史名胜风土人情外，其余的时间都用来读书。
每次出差到外地，毛泽东总要和在北京一样，卧室的床上、办公桌旁、会客室里，甚至是吃饭的地方，都摆放着各种书籍。一有时间，他就手不释卷地看起来。有一年夏天，毛泽东同志视察工作来到武汉。一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室内外一丝风也没有，人们干坐着身上还直冒汗。可是他还像往常一样，依然坚持在灯下读书。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形，急忙拿来毛巾，请他把汗擦一擦，他接过毛巾边擦汗边幽默地说：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留下了汗水，学到了知识。他的这种学习精神深深地教育着在他身边工作的每一个同志。
毛泽东同志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详细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1958年3月，他初次到成都，在那里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他就让工作人员到当地的图书馆为他借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有关四川的书籍。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了一部分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到会的同志。据有关同志回忆，在成都他从来没有到餐厅吃过饭。在哪里办公、看书，就在哪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把面前的文件、书籍稍稍往旁边一堆，端起饭就吃。一吃完饭，马上就接着工作或看书。
毛泽东同志的住所里，到处都放着书。睡床上、办公桌上、休息间里，甚至卫生间里都放着书。乍看起来似乎有点乱，实际上哪本书放在哪儿，他心中是有数的。放着的书籍和资料，就像他的四肢一样，服从他的意志，只要需要，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用来装璜门面的。有些人喜欢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上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那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段，多方便啊！他的这个读书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有时晚上看书太疲倦了，就改练书法。他特别爱书写著名历史人物的诗作、词赋，尤其是唐诗、宋词，他更爱书写吟诵。有一次，他一连书写了近20首古诗古词。他还时常在睡觉前背诵唐诗宋词或他自己写的诗词。当工作人员催他休息时，他就风趣地说：“看书是用眼睛，现在用嘴巴，这样可以使这两种神经交替休息。”
游泳是毛泽东同志终生爱好的一项运动。可是，就在下水前或游泳后稍稍休息的时间里，他也时常看书或学习英语。1957年仲夏，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同志应毛泽东同志之邀，来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游泳。上岸之后，毛泽东同志还没顾上换衣服，只披上一件他平时常穿的旧睡衣，就拿起线装本的《汉书》，和周谷城同志一起讨论起来。毛泽东同志翻到列传第三十九，指着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的一段对周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但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人却只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或现在。”毛泽东同志常常是这样，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启发教育人们。
（摘自《红旗文稿》2006年14期）
小平同志的“不争论”方针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遇到的是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最根本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他采取的方针叫“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不争论”，又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可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日夫科夫在回忆领导保加利亚改革的过程时就说过，“高级干部中除很少人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太能接受这个新的浪潮。”因此，“许多正确的决定都遭到了失败”。这说明，在当时，在党的核心领导层，没有一位具有胆识和智慧，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修养和权威的重量级人物，改革是难以迈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有邓小平这样一位重量级领导人。凭借着他的胆识、智慧和在党内外的极高威望，能压得住台，可以拍板。坚持不争论，等待实践来回答，使改革的每一步重大措施，逐步取得党内多数同志的一致认识和支持。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共党内就改革的重大步骤达到高度一致，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农村最早出现的包产到户，当时反对的人不在少数。1979年6月18日，万里在出席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说：“我双手赞成。”万里又请示了邓小平，邓回答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后来，邓小平把这概括为：允许试，允许看，不强迫。本着这个方针，中央决定由各省根据本地具体情况自己拿主意。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联产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
有些问题，在中央核心层意见也不一定完全一致。如特区问题。开办特区，大家都是同意的。但陈云对办特区一直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在江浙地区。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曾认为：“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他特别指出：“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又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相对来说，邓小平对开办特区更为积极。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了广东、福建的三个经济特区。2月24日，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根据邓小平的建议，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省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批转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确定把这三个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如，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党内一开始也是有不同看法的。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陈云表示了赞同，他当时说：“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但是，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又再次重申：“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以后，陈云经过多年的观察，对邓小平的谈话表示了支持。他在当年7月的文章中说：“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至此，中国改革的总的方向，在党的最高核心层达到了完全一致。这就为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由此基本形成。
(摘自8月14日《北京日报》原载《北京党史》第3期
作者 林蕴晖)
联合国秘书长：人前风光 背后辛酸
日前，来自韩国的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接替安南执掌联合国，这再次引发了世人对联合国秘书长这一特殊职位的关注。在很多人眼中，作为联合国的行政首长，联合国秘书长是相当风光的。其实，在风光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
首任秘书长：得罪美苏
里处不是人
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是来自挪威的特里格韦·哈尔夫丹·赖伊，他在1946年当选。1950年，赖伊第一任期即将届满。当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赖伊召集安理会成员国开会，支持安理会在没有苏联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行动的意见，因此得罪了苏联。
当年10月，赖伊任职期满，关于下一任秘书长的人选问题，安理会争论激烈，举行了5轮秘密会议，都没有结果。苏联坚决反对赖伊连任，美国则表示将否决其他任何人选。后来，美国纠集英、法等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将赖伊的任期延长3年。该建议得到了大会的同意，赖伊的任期于是变为8年。但苏联认为，此举有违《联合国宪章》，因此一直拒绝承认赖伊的秘书长地位。
后来，“麦卡锡主义“泛滥，影响到在联合国的美籍公务员，赖伊予以抵制，又因此得罪了美国。赖伊相继得罪了两大重量级常任理事国，工作自然无法开展，被迫在1951年11月提前下台。
第二任秘书长：离奇死亡
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来自瑞典。
哈马舍尔德的任期正值美苏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但他仍然成功地获得了连任。在哈马舍尔德连任后期，在处理刚果的问题上得罪了苏联，苏联认为哈马舍尔德站在美国一边，因此对他十分不满。1960年，在第15届联大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改组联合国秘书处，提议用“三驾马车”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和平中立国家和西方国家各派一名代表)取代联合国秘书长。赫鲁晓夫公开抨击哈马舍尔德“总是维护美国的利益”。1961年2月刚果总理卢蒙巴遇难后，苏联对哈马舍尔德的攻击升级，不承认哈马舍尔德的秘书长职务。
面对苏联的指责，哈马舍尔德不甘示弱，据理力争。一场秘书长和常任理事国的争论就此展开。
1961年9月，哈马舍尔德在飞往刚果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哈马舍尔德的意外死亡是一件“非常事件”，联合国理应迅速查出他确切的死因。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英属殖民政权罗得西亚不许联合国人员前去调查。半年之后，联合国空难调查委员会才获准入境调查。此时，飞机坠毁的现场已面目全非，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第三任秘书长：来自亚洲的“代秘书长”
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是来自缅甸的吴丹。哈马舍尔德遇难后，联合国安理会对于继任人选的争执长达6周，最后才商定由吴丹“代理”。跟前两任秘书长相比，吴丹的风格更稳健、保守。而他最终之所以能去掉那个“代”字，靠的还是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良好表现。
1962年10月，苏联将导弹秘密运进古巴，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在公海上拦截了驶往古巴的船只，美国总统肯尼迪要求古巴立刻卸除这些导弹，但苏联态度强硬。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就要爆发。
这时，“代秘书长”吴丹代表联合国积极协调，他分别致函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呼吁双方克制，尽量和平解决问题。吴丹在二者之间的斡旋起了作用，美国和苏联的态度逐渐软化，战争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吴丹在化解这场危机中的作用不可小觑。1年之后，他成功地由“代秘书长”转正为秘书长。
第五任秘书长：最“难产”者
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是来自秘鲁的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他起初并不在秘书长的候选人名单内，而这一戏剧性事件的发生，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结果。
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来自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非常能干，连干两个任期后还想谋求连任。20世纪70年代的美苏正在搞“赫尔辛基精神”，两国间的关系缓和了不少。对于瓦尔德海姆的再次连任，美国表示支持，苏联亦无异议，中国表示坚决反对。中国支持非洲统一组织提出的候选人萨利姆，但美国坚决反对。
为了确定新任秘书长的人选，安理会举行了16轮秘密投票。美国连续16次否决了萨利姆，中国连续16次否决了瓦尔德海姆。双方僵持不下，迫使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均退出竞选。直到德奎利亚尔成为新的候选人，僵局才被打破。
很多人认为，这一时期秘书长的人选问题已由“东西较量”转向“南北争夺”，而来自秘鲁的德奎利亚尔取代欧洲前任，则是“南方”胜利的标志。
第六任秘书长：惟一未获连任的秘书长
第六任秘书长加利来自埃及，是迄今为止联合国秘书长中惟一未获连任的秘书长。加利非常“独立”，不听任何国家的吩咐，这让他的连任危机重重。
加利的连任要求得到了安理会14个国家的同意，只有美国坚决反对。美国的理由是：联合国效率低下，需要改革，而加利拒绝改进。美国的代表声称，只要加利在位，美国就不交会费。
1996年11月19日，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秘书长的选举问题，加利的连任遭到美国否决。非洲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雷格瓦利向全体会员国宣布，非洲国家将再次提出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上只有加利一人”。经过几轮投票，非洲国家只好同意更换候选人，美国也同意，下一位秘书长仍由非洲人担任。1996年12月13日清晨，安理会的代表们冒雨再度聚到联合国，经过多轮投票，安理会终于达成妥协：向大会推荐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出任下一任秘书长。
(摘自10月17日《青年参考》，作者栾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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