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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
认真组织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
中央宣传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好《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的学习宣传，充分发挥《读本》的作用，推动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通知》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对于顺利实现“十一五”宏伟目标，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全面准确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辅助材料。各级党委中心组要在深入研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好《读本》的学习，推动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组织好《读本》的学习宣传，充分发挥《读本》在干部群众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中的作用。各级党委讲师团要围绕《读本》的内容，组织好对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的宣讲。各高校要把《读本》作为师生理论学习材料，推动科学发展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人民日报》2006-06-27）
专访周瑞金：再谈“改革不可动摇”
陈宝成
《新京报》编者按：2006年1月23日，周瑞金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文章认为，“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各界关注。
2月26日和3月14日，结合一些热点问题，本报记者就《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两次对周瑞金先生进行了专访。
坚持改革方向的坚定性、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举措的协调性、改革利益的普惠性有机统一
新京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上述讲话有哪些现实意义？
周瑞金：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目前形势下就改革问题做出鲜明的表态，要“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意义重大。
一是目前改革开放事业面临一个“拐点”：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今年要制定和执行十一五规划的关键时候，中央领导强调要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我认为这是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鲜明回答，表明了中央鲜明的态度。
二是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而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够实现科学发展；也只有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构建和谐社会。所以“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靠进一步改革开放。
三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话题在这次“两会”上反响非常热烈。无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都离不开科学发展；而要科学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新京报：您怎样理解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讲话？
周瑞金：我认为他的讲话包括了坚持改革方向的坚定性、坚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坚持改革举措的协调性、坚持改革利益的普惠性这四个方面，并且将它们有机结合了起来。这就非常完整地回答了我们“怎么来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
新京报：“改革利益的普惠性”与“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怎样的关系？
周瑞金：所谓改革利益的普惠性，就是使大家能够通过改革得到利益，从而动员更多群众直接参加、投入到改革开放中来。这与“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目前新阶段改革产生的问题，也就是大家意见比较多的、关系广大民生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比如说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廉价住房、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等等。我概括为社会公共品的供应问题。今天（14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应当明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能够在深化改革中解决；也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够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警惕以“反思改革”之名行“否定改革”之实
新京报：今年年初，您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写文章参与这场讨论。撰写这篇文章之初，您是否有所预料？
周瑞金：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事先还是没有料想到。我发现从2004年以来，关于改革的讨论越来越集中；对改革中一些问题，大家意见比较大；甚至有一种以“反思改革”为名来否定改革的思潮。这不能不引起我的重视，所以才写这篇文章。
新京报：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指向不是“反思改革”本身，而是借此来反驳否定改革的思潮？
周瑞金：是的。我当然不是说改革不要反思——毕竟，这篇文章也是反思改革的结果；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也都是反思改革的结果。所以我的文章意图并不是反对“反思改革”，也不是反对修正改革中的不足之处，而是主张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反思改革——也就是说不是停下步子来反思改革，而是一边改革一边反思，边改革边完善边前进。20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边反思边改革边前进的意思。
“摸着石头过河”仍是今后改革的整体方针
新京报：在将来的改革中，我们也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周瑞金：从整体来讲，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既然是“探索”，就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以遵循，需要在改革中探索，在实践中完善。在这个意义上讲，今后改革的整体方针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
新京报：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否也有一些不同？
周瑞金：当然。新世纪的“摸着石头过河”区别于以往，主要表现在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减少，自上而下的预先设计增多，将更多采取点上试验、面上推广的方式推进。但总方针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三次争论力推市场化改革进程
新京报：15年前，您曾用“皇甫平”的名字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引起很大反响。现在这篇文章和当时的文章之间，有哪些历史联系？
周瑞金：联系历史来讲，改革的发展是两者的纽带。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发展并确立起来的。我同意吴敬琏先生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
第一次大争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具体是从1982年到1984年，一直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统一了认识。这段时间我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市场化的改革，应当是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概念的提出，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了我们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第二场争论就是从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统一了大家的认识。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提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进展。后来，有人批判这句话，小平同志出来表态说，“十三大决议一个字都不能改，我看不出这个口号有什么错”。他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991年春节，他到上海的讲话就更明确了。所以15年前以“皇甫平”署名发表的文章，实际上主要是宣传了邓小平市场经济改革思想。
从2004年以来进行的是第三场争论。这次争论是由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引起的，和15年前有很多不同。15年前的文章主要涉及当时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围绕着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而展开。而现在这场争论主要表现出来的却是以民生问题为主，包括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过大等，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
市场化改革不够导致三大领域矛盾凸显
新京报：围绕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大领域，争论很热烈。有人认为这三个领域的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是过于市场化造成的。您对此怎么看？
周瑞金：我的观点是，在这三大领域改革中，目前出现的这些问题，从整体上看是市场化改革不够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化过头的结果。
新京报：为什么人们对此会有不同的结论？
周瑞金：人们之所以得出不同结论，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对“市场化”的理解不同。我所理解的“市场化改革”是指真正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需要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等等广泛的不同层面来保证的。在反思教育、医疗、住房三大领域改革中存在的新矛盾、新问题之后，我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起了变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从而引发很多新矛盾、新问题。目前矛盾的焦点在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而不是市场化改革过分。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和低效
新京报：怎么理解您谈到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
周瑞金：改革伊始，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认为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国家以后，这个矛盾才会转化；但是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已经起了变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私人物品的供给问题，就是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温饱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实现了人民群众的丰衣足食。从这个角度讲，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解决了。到了新世纪，由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也主要从对私人物品消费的需求转到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
新京报：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提高了一个层次？
周瑞金：对呀，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和低效引起的矛盾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现在即使是低收入人群，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也集中于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住房就要求更宽敞一些，有了小车就要求有停车场，出行坐火车或坐飞机要求更安全便捷，这样住行的问题也提升成为公共品的供给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品的供给从住行到了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司法公正、信息对称，还有环境保护等等。这都属于公共品的提供范畴。
新京报：这也就是您提出这个判断的依据？
周瑞金：是的。正是基于此，我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次争论就是因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从私人品的匮乏转变到了公共品供给不足和低效。因此当前这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政府公平公正地向民众提供社会公共品不够的问题。
新京报：这种公共品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瑞金：伴随这么多年来经济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相比，你想我们的各级政府是否考虑要充分发展公共事业？它们对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廉价住房、社会保障、司法公正、社会治安等给予的关注是否足够？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追求GDP的增长，放在改造城市、建高楼大厦上。从乡村到镇，从县城到大城市，政府机关的办公楼总是盖得漂漂亮亮的；与此相对照，老百姓迫切要求解决的看病贵、上学难、住房贵等问题则考虑得不够。
详解住房、教育、医疗领域的现实困境
新京报：改革开放后，围绕住房、教育、医疗等与人民群众生活联系密切的领域，我国在社会公共品的供给方面有哪些变化？
周瑞金：走市场化改革的路子，住房改革势在必行，这个方向是应该肯定的；但应该按照人们收入的层次，首先保证人人有房住，但不是人人都住产权房、好房子。现在大家都要买产权房，甚至有些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要买产权房，这种消费需求远远超过目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即使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学毕业之后都是租房子住，要工作好几年以后才能买得起房子。再有，政府建设廉租房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如果做得好就能够平息房价高的意见，满足大家需求。
再说教育，现在的关键是义务教育投资没到位。现状是义务教育经费大部分摊给地方财政，而不少地方财政（尤其县一级）发工资也有困难，你还想让他付教育费用？因此拖欠教师工资，向农民乱摊派，更增加了贫穷孩子上学难。
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主张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去。现在情况变化了，民众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无论从数量上到质量上，都大大提高了。今天，恰恰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深化改革，以满足广大民众对公共品的需求。
不主张贫富差距过大，也不宜只盯着一个基尼系数
新京报：当下关于地区差异、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怎么看待当下的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贫富差距问题？
周瑞金：我们当然不主张贫富差距过大，还是主张共同富裕，要关心弱势群体，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有之义。不过，我们也不宜过分强调贫富差距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也很大。美国的农民很少，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2％，基尼系数当然低；而在中国有九亿农民，基尼系数怎么会低呢？再比如说印度，到过那里的人都感到，他们的贫富差距比我们大得多，但我们的基尼系数反而比印度还要高，你说只盯住一个基尼系数合理吗？
按照我的理解，“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民社会，应该是公民自决自治的社会，要通过法律、通过包括个人在内的社会组织的协同来实现和谐。和谐不是政府恩赐给公民的和谐，而是公民自己的和谐。多种利益的调节，多种意向的表达，是和谐社会所必备的，在多元化状态中达到的和谐才是最高的和谐境界，这要靠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来逐步形成，而不是一天就可以到位的。
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弊端
新京报：造成这种状况，在您看来，根源在哪里？
周瑞金：这暴露出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些问题。因为从整体上来讲，现在我们的政府还是一种经济建设型的政府，而不是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这样在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成为利益主体，而不是服务主体。举个例子说，在发展房地产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排斥了土地使用者主体（农民、市民）的参加，土地多少钱一亩由他们说了算，农民和市民没有话语权，旧城改造也好，土地征用也罢，价格是政府和房地产商说了算，群众意见很大。这样就造成了两个结果：有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有些房地产商的一夜暴富。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诸项改革之首，我认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
新京报：作为上层建筑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不能很好适应现实的变化，是否与历史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周瑞金：我看应该是这样子。旧的体制按照计划来分配资源，产生的问题就是效率低，高度的垄断集中导致经济发展慢，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病根，也是我们近30年改革的起点。可以这样讲，今天的新问题也是旧体制弊端的一种。为什么呢？因为政府运作仍然没有完全突破旧行政管理体制框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和政治体制相配合的。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相比，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还不够完备。现在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入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非常理智。
“仇富情结”需要理性面对，但决不允许“非法致富”
新京报：您的文章发表以后，“仇富情结”是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不是可以对“富”做这样一个解释：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致富的人是不在这个“仇富”范畴之内呢？
周瑞金：整体上应该这样看。既然强调依法办事，那因违反法律而致富的行为就应当受到惩处，这个“富”就可以转化成为社会财富。国家就可以通过没收的方法将这些人的非法所得归公。从原则上说，我们决不允许“非法致富”。
所以我始终认为包括社会慈善事业问题、对弱势群体的关心问题在内的公共品供应问题，是全社会的事，不应该只是由政府包办，应该是社会力量来办，应该是有钱的人来做这个事情。不论什么事情都是政府出面，政府全能，这是不正常的。全能政府往往是做不好的，政府包办一切是不行的，与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相称的。
包括弱势群体在内，我们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新京报：目前，不少人认为已经形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
周瑞金：我们这些人，包括弱势群体在内，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所有人都不能够脱离改革现实，改革跟每个人利益关系密切。现在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即使是比较困难的家庭，与20年前相比，生活是不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和改革开放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相比，政治的自由度，个人的发展，包括平等的权利，都大大提高了，这都受益于改革本身，所以不能够认为只有那些富人或者政府才是改革的得益者。
新京报：现在有的人担心，如果中国未来的改革由既得利益集团主导，将更不利于社会公正。
周瑞金：至于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来主导改革，我认为目前并没有能形成一个影响政府决策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的人大、政协虽然吸收了一部分企业家，但他们是一个社会阶层的代表，要在国家法律的框架内与其他各阶层的代表共同参政议政。所以所谓改革既得利益集团的提法本身是要打个问号的。有企业家参加到人大、政协中来，也有企业家入党，并不能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就认为他们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
在改革过程中有人得益多，有人得益少，但我们改革的主导权还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具体分析，不要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无限夸大，要更清醒、更理智地来分析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
（选自《新华文摘》2006年第10期）原载2006年3月15日
《新京报》）
（周瑞金 笔名皇甫平，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曾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助理、副总编辑、中共解放日报委员会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等职。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准确·系统·深刻
——《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读后感
邵维正
正当全党、全国和全军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认真学习、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十分及时，非常必要，这对把学习研究科学发展观引向深入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初步学习《读本》，收获很大，感受良多，不仅思路清晰，结构严谨，具有权威性，而且内容全面系统，表达准确深刻，文字简明流畅，是一本以创新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读本》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定位
《读本》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思想是在科学分析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系列战略决策是一个相互贯通、有机联系的整体，紧密围绕科学发展观这个主题而展开，科学发展观是统领，处于理论指导的地位。正如《读本》所说，实现“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读本》进而把科学发展观融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阐明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深刻论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所阐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使人们确立起这样的信念：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读本》系统阐述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
只有准确系统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才能转化为贯彻落实的自觉行动。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科学发展观重要辅助材料的《读本》，理所当然的要把系统阐述科学发展观本质内涵列为重点内容，并针对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科学发展观中遇到的热点难点，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给予回答和阐释。
《读本》首先从总体上对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作出集中概括，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突出了主题，抓住了要害，言简意赅，通俗精当，对人们理解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大有帮助。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我们要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念的新贡献，也是为亿万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所作出的新建树。《读本》强调：“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把改革发展取得的各方面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体现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益上，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的核心。《读本》指出：“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根本，就是出发点、落脚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说明了以人为本，同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以及西方人本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发展，首先必须始终把经济建设摆到中心位置，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如果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生动摇或偏移，就谈不上发展，科学发展观也就无法体现和落实。而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切实“做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各方面发展相适应，各个发展环节相协调”。这“五个统筹”是国内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必然要求，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指导性，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标志。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科学发展观得以顺利贯彻落实。
■《读本》深刻揭示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读本》明确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着眼点是用新的发展思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快又好发展，为顺利实施‘十一五’规划、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奠定坚实基础。”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所在。
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读本》将这一总体目标，从不同层面上加以展开和论述，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做好“三农”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使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要求落实于经济社会建设的丰富实践，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事业。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读本》强调，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大力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党中央科学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思想。《读本》遵循中央“四位一体”的重大决策，在深刻阐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又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展开了深入阐释，有力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自觉贯彻和全面落实。
（选自7月15日《人民日报》）
探究显赫家族的兴衰之道
清末名臣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居士有感于社会风气奢靡不正，于1942年至1943年间，撰《保富法》一书，将自己一生见闻的诸多显赫家族败于挥霍奢侈的事例，结合历史经验教训劝诫世人。此文当时在上海《申报》刊登后，反响强烈，传为一时佳话。今天看来，仍有警醒意义。现摘编如下。
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曾显赫一时，现在，多数已经家道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而挥霍一空，有的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算起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业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仅有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的。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权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到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到提镇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
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攒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曾文正公（曾国藩）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为官数十年，死的时候，家中只有两万两银子。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中只要有一张盐票，就能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家人，不准承领盐票。因此，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手里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二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官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家母知道得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
我的先母是曾文正公的幺女，文正公的家规规定：凡是嫁女儿、娶媳妇，花费限定在二百两银子以内。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妇逝世之后，有三千两银子的陪嫁，也是东拼西凑而来，以供家用。先母中年时，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常常是声泪俱下，自己身为王侯将相之女，又嫁入名门，生活尚且如此困窘，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啊。
曾氏虽然数代清贫，却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兴旺。就我所熟悉的曾、左、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多能读书，以专业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几位曾孙，也以学术专长而闻名，李勇毅公（李续宜）的孙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们也多是大学毕业。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如果要发财，当时捞个几百万两银子，是很容易的。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仍然存在。再看与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靠鸦片发了大财，积财至数百万两、数千万两银子。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他们豪富的程度。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做装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
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而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似乎太笨了吧。然而，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孙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最后的结论：保富的方法，须有智能的眼光，也就是要有长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
唐朝大历年间，皇帝下诏，任命杨绾为宰相。杨绾为官廉明方正，生活非常俭朴。御史中丞崔宽非常富有，家中花园里的楼台亭榭，当时可称为天下第一。但是，当他听到杨绾当上了宰相的消息，当天就默默地自行拆毁了花园中的楼台亭阁。而名将郭子仪听到杨绾就任宰相的消息，也将自己家里的乐伎裁减了五分之四。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杨绾，也没有崔宽与郭子仪这类的人物了。
中央的官史清廉正直，会使全国都得到利益。所以，崇尚清廉俭朴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实在是非常密切。古人说：“唯俭可以养廉。”而奢侈则不能不贪污，贪污的结果，必然会使得天下大乱。今天的社会风气，竞相崇洋，衣履服饰，饮食享用，无不是奢侈至极，风气影响所及，政治哪有不乱的道理呢？
（转自《报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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